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 ，对于当下 ，已 是十分遥远。对于我 ，那时从学校毕业 ，加入中新社大家庭 的情景 ，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 的我 ，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 ，也显得非常稚嫩。我 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 、部门领导对我 的点滴表现 ，都给予鼓励 、赞许 。

　　记得1961年 的春天 ，我奉命出差 ，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 ，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 。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 的春天 ，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 ，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 ，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 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 ，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 、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 ，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 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切安排妥当 ，座谈就在晚上 。趁那天下午休会 ，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 ，我也随行 。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 。我倒 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 ，享受龙井 的美妙 ，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 ，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 ，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 ：“你这种身体 ，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 。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 的症状”，算不上疾病 ，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 ，我因采访而海、陆 、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 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 ，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 。他根据我 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 ，再陪着我前去 。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 。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 ，包括分社负责人 ，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 的经济报道工作 。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新时期 。上海曾经 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 ；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 ，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 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 。在这样 的背景下 ，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 ，实际上却 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 的要求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 ，使我承受巨大压力 。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 的“任务”。但 是他私下对我说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 ，责任不在于我 ，我已经尽职了 。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 。1982年春 ，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 、专稿部及广东 、福建等分社 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 。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 ，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 。于我 ，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 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目的明确 ，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 、文艺 、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 的局限 ，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 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 ，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 。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 、经济新动向而拟定 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 的专电 ，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 ，于是学样“跟进” 。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 ，给我鼓励 。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 ，还当面请教 ，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 。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 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 是我的益友 ，更 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 。挂一漏万 ，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

　　1984年底 ，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 ，心中茫然。刚卸任 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 。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 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 的采编活动。后来 ，我一直按照他提示 的原则去做 。虽然辛苦 ，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 ，毋庸多言 。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 ；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冬至阳生春又来******

　　【节气里的韵味中国】

　　作者 ：张汀 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已至，农历壬寅年也行将结束。在冬至这一天，白天在全年间达到最短，黑夜达到最长 。南朝崔灵恩《三礼义宗》载 ：“(冬至)有三义 ：一者阴极之至，二者阳气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谓之冬至也。”自冬至起，白昼逐日增长，太阳往返运动进入新 的循环，因此古人认为天地阳气自此时起开始兴作渐强 。冬至象征着新生 ，预示着否极泰来，万象更新，故从古至今都被视为吉日 。

12月17日 ，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雪落在植物上。新华社发

　　那么人们都 是怎么庆贺“大如年”的冬至的呢？《汉书》中记载 ：“冬至阳气起，君道长 ，故贺 。”《后汉书·礼仪》有云 ：“冬至前后 ，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 。”不仅要放假，还要修养身心 ，相互庆贺。仪式方面 ，要挑选“八能之士八人” ，鼓瑟吹笙 ，奏“黄钟之律” 。《晋书》中也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等记载 。可见在一千多年前，冬至在皇家就已经颇受推崇 ，选择在太阳回返 的日子里行祭祀天地的大礼。

12月11日 ，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镇植物结霜。新华社发

　　到了唐宋年间 ，冬至的地位与元旦近乎平起平坐。关于民间百姓的庆祝方式，在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写明 ：“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 ，积累假借 ，至此日更易新衣 ，备办饮食，享祀先祖……一如年节。”宋末元初 的《武林旧事》这样记载冬至：“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 ，并如元正仪 ，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 。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 。岳祠城隍诸庙 ，炷香者尤盛 。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 ，垂帘饮博，谓之‘做节’。”可见 ，在皇家 的影响下，冬至在民间百姓心目中 的地位也颇高 。人们一年间努力工作，开源节流 ，只为在冬至假期时和家人穿上新衣、打扮妥帖 ，参与异彩纷呈的节日活动 ，过个开心体面 的节日 。

　　到了明清时，冬至的地位更上一层。皇帝要亲自祭天 ，百官要进表朝贺 。《帝京景物略》中记录了人们欢度冬至时的盛况：“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 ，具红笺互拜 ，朱衣交于衡，一如元旦 。”冬至在我国古代节日中 的地位可见一斑。无论君民，无论一年间经历多少辛苦 ，都要在这一天进行“贺冬”，普天同庆，好不热闹。

　　12月17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人们在吃汤圆时放上一勺桂花金橘蜜，寓意新 的一年生活甜蜜 ，富贵吉祥，团团圆圆。新华社发

　　到了20世纪初，民国政府开始学习西方 ，推行公历，在传统春节 的基础上增设元旦节（公历1月1日） ，为保证其顺利推行，官方通过放假庆祝等活动表示对元旦 的重视。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也沿袭了从古至今冬至 的大部分传统节俗 。于 是近代以来，冬至在很长时间内被春节替代，地位大不如前。但关于冬至的点点滴滴，依然存在于许多人 的记忆之中，也被许多文人墨客记录在他们的作品中 ，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 。它是包天笑笔下“儿童辈”都“竞饮” 的苏州“冬酿酒” ；是汪曾祺笔下，家乡高邮 的“炒米糖”“欢喜团” ； 是肖复兴笔下老北京沿街吆喝“萝卜赛梨”的“萝卜挑” ；是林清玄描绘 的吃完汤圆 ，全家围炉喝茶 的温馨景象；是二月河叙述 的一家老小，炒菜烫酒，祭祖宗 ，拜喜神 ，大快朵颐。

12月10日 ，在山东省枣庄市 ，人们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 。新华社发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像前人一样，根据物候变化在生产生活上做出一些调整 。姑苏人家依然酿米酒 ，北方居民依然包饺子 ，西南地区 的羊肉汤香气四溢 ，汤圆依然象征中国人最希冀的团圆 ；还有九九消寒图、年画等给冬至增加亮色 ，人们祀家庙、设家宴 、拜尊长，找回冬至往日的神圣与温暖 ，并在此基础上融入当代生活方式，为这个古老节俗增添了活力。

　　春生冬至时。在这一年中黑夜最为漫长、春天悄然生发 的时节，不如吃碗热汤圆 。正如汪曾祺转述母亲的话：“吃完这碗汤圆，就又长大了一岁。”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09版）